法国能源巨头GDF Suez年底前加入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切实的民主，在法治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法治，在社会上构建出更加和谐的社会。

相对而言，注意义务并不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积极的检查行为，相反，它仅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能够或者应当发现违法时，及时制止违法行为。[13]该办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应当向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必要时可以停止对其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

(一)建立公法审查义务与私法审查义务之间的防火墙 为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公法审查义务对私法审查义务产生的不当影响，应建立公法审查义务与私法审查义务的防火墙，使得公法审查义务不能直接转化或者过渡成私法审查义务，避免避风港规则被架空。[26]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有以下内容的视听节目：(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虽然王迁是在著作权领域讨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区分问题，但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仍然成立。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57-68页。[13] 其三，没有明确提到对第三方内容的检查，但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

[16] 另一方面，中国在私法上遵循国际通行的避风港规则，没有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定审查义务。这里所谓的法律，是广义的法律，在中国是指作为法的渊源而存在的一切制定法规范。本文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引入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同时，必须建构一个限制性的分析框架，以防止判定权利滥用的权力被滥用。

该案的初审法院认为申请人构成轻率申请并对代理该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律师处以罚款。比如，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如低保、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等)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标准认定，也必须依法定条件和要求行使，否则即构成违法或滥用，导致权利失效。[39]《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3年第53号令发布)第14条规定：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6条的规定，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过，到底什么是无理纠缠的申请？信息自由法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

根据这份大纲，纠缠性申请是指，申请会给公共机构带来重大的负担，但同时(1)申请并没有严肃的目的或价值。在估算成本时，检索、查阅、分析所需的人工成本，以每人每小时25英镑计算。

[26]《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看，将滥用权利的行为分为六种类型化模式，即(1)故意损害。但是，何为滥用知情权，对滥用知情权该如何抑制，条例本身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定。佘恩如、纪爱美行政其他二审，(2015)通中行诉终字第00043号行政裁定书。比如，在爱尔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三年后，申请信息公开的收费标准提高之后，信息公开申请的数量下降了一半。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一个正当化考虑就是权利的行使违背了设定该项权利的目的，但是不难发现，民法上的权利与公法上的权利在权利设定的目的上具有差异性，这种内在目的性的差异，也反映在权利实际行使的外在功能上。人们订立合同是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为当事人之间创设了相互的强制性义务，[25]禁止权利滥用本质上就是权利人所负有的一项强制性义务。[12]但在权利行使的实践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如果申请人对行政机关的认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向法院起诉。

中央情报局认为这种申请是纠缠性申请。[66]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所规定的对不能说明生产、生活、科研需要的申请，行政机关可不予提供，应该是对条例的错误解读。

[22]前引[14]，Perillo文，第62页以下。对于该案涉及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系统讨论和分析。

其二是对滥用、恶意申请等不确定法律概念提供基本的分析测试标准。[34][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76页。或者权利人行使权利之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与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成比例，因而依照一般常理不会实施之行为。知情权作为一项权利，其设定依据就是从民主政治的品质要求和抑制权力腐败而衍生出来的，这一权利衍生的背景，相应地也决定了该项权利的目的：知情权首先是个体了解公共机构权力运行信息的权利，是一种知的权利。而如果由后者来判断前者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则违背了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基本的自然正义的要求。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而对自己毫无利益，也就是损人不利己，则很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这一情形十分明显。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法律就当事人的义务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前者意味的是消极义务，后者课加的是积极义务。

[63]如果从公民意识培育和公共文化角度看，尽管也有人将这些以信息公开为策略性手段而进行维权抗争或监督政府的人视为积极公民，但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些策略性行动的公共效用，因为这些象征性的、策略性的行动其实是双刃剑，把握不好则会损害信息公开制度本身应有的严肃性，恶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对公共理性的发育造成挤压。在申请信息公开收费制度方面，英国的立法和实践可作为参考。

[47]公共权力的支配性能力和权力滥用的人性假设，要求我们在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到公法领域时，应坚持利益权衡原则，在禁止权利滥用和有效保障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两者之间进行利益权衡，防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变异为对个体权利进行限制的借口。比如，所有权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权利人对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这种权利设定的目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处理信息公开所需花费的资源，不应过度消耗公共机构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以至于影响其履行其他方面的公共职责。2.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由于相对人的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或者特权，相比于民法和宪法领域而言，行政法上权利的相对性更为明显。权利所蕴含的内在基本目标和价值理想，以及诚实信用的公民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权利行使的边际约束。关键词:  信息公开 知情权 权利滥用 纠缠性申请 一、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提出 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以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能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问题，实务界时有担忧。

在中国民法学界，关于禁止权利滥用是否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存在争论。赞成者认为，这些积极公民以信息申请为杠杆，通过行使权利的策略性行动推进了制度的落实。

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最终需要综合考虑申请行为的各方面因素。[50]此外，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的免于公开的信息，主要是依据目标信息的内容属性，而不是申请行为的属性。

[19]不过，自启蒙时期以来，绝对权利的观念不断衰落，在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财产权行使的约束性要求。即便在立法层面对一些类型化行为完成概念化之后，操作性标准仍然是重要的，因为法律概念本身就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对无理纠缠的构成，判定上仍然具有很大的主观裁量空间，所以操作性标准对于限缩裁量的任意性不可或缺。

二是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申请，且多有重复。[45]See Nikolas Kirby, When Rights Cause Injustice: A Critique of the Vexatious Proceedings Act 2008(NSW)，31(1) Sydney Law Review, 174-175(2009). [46]徐国栋：《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的扩张》，《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第3页。我国条例第13条规定了为了生产、生活、科研的需要(三需要)，但根据条例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三需要不应当被理解为是申请政府信息所必须符合的法定目的要件，而只是对公民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性要求(即说明义务)，不应据此来判断申请行为的目的是否正当或是否具备申请资格。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性意味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

[56] 在同一案件后续的法院审查程序中，法院的态度似乎更为谨慎：判定无理纠缠的重点应当放在客观的标准之上。所以，在陆案的裁判中表现出来的司法论证和说理的不足甚至草率，也并不全是法院的问题。

比如，一个申请人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申请公开信息，因为他相信政府在他的大脑和身体里安装了电子设备，以控制他的思维。行政机关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毫无疑问，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诚信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价值期待。[74]但在规则层面的改进尚未实现之际，对陆案的进一步讨论和反思仍具重要意义。